根据最新统计，12月21日至25日，我国已有13名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两院院士先后逝世。

12月21日，激光技术专家赵伊君院士、稀有稀土金属冶金专家张国成院士逝世。

12月22日，著名材料学专家顾真安院士、消息土木工程与结构力学专家龙驭球院士逝世。

12月23日，我国自动控制和电力系统工程专家卢强院士、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张友尚院士、生态学和森林学家李文华院士逝世。 

自12月21日起，就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先后已有13位重量级专家离我们而去；就在整个2022年，共和国已痛别49位院士。要知道，中国的院士总共也只有一千多位。虽然在此之前每年也都会有院士离世，但在短时间这样集中的，自建国以来似乎还是第一次。

越来越多的讣告、越来越满的医院、越来越冷清的大街……2022，带给我们最深感触的无疑是世界上众多国士的逝世，8月30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突发疾病溘然长逝；9月8日，历经战火洗礼备受世人尊敬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世长辞；11月31日，为新中国走向富强新时代奠定牢固基础的江泽民同志宫车晏驾，享年96岁，过早的离开了我们。2022，我们告别的似乎不仅仅是疫情影响下的寒冬，更像是对我们过往辉煌成就的道别。

一、何为国士都说国士无双，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是国士？

北宋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曾云：“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可见，只要一个人的才学和能力能够最大限度的为国家付出，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之为国士。1916年,在率先发动讨袁护国的四川督军省长蔡松坡将军的葬礼上，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留下一副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用投笔从戎的班超和伏波将军马援的事例来凭吊为革命和民主自由献出宝贵生命的黄兴、蔡锷两位国士。

1945年，历经14年艰苦奋斗，我们终于赶跑了邪恶的日本帝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真正属于我们的和平却并未到来，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将我们所在的世界分割成了美苏两大阵营。在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对内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对外又有着其他国家的不断挑衅。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就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必须面临的问题。面对着此种困境，全世界的中国人行动了起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回国的邮轮，这段长达五年的归国旅途终于划上了句号，而这对于新生的中国而言很快就显露出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1960年，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导弹向苍天发出了第一声怒吼；1964年，原子弹的爆鸣向世界宣告自此中国迈入了大国俱乐部，1967年，氢弹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华大地上升起的第二颗太阳就像是在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自此真正站起来了，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为此辛苦耕耘的科学家们，离不开建国初期呕心沥血为国付出的190名院士，也正是从此刻开始，国士与院士的概念开始走向融合。

二、中国院士由来

其实院士这个概念原本不是由中国本土的产物，其最早起源于1666年时任法国首相黎塞留在巴黎主持创立的皇家科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主要以法国皇家的名义招募优秀的科学家，将他们集中邀请到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定时发以薪俸。后来他们也就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国家级科学家，即Member。而在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起初属于民间的科学团体，主要由科学家和对自然知识感兴趣并愿意赞助科学研究的人员组成，这部分人被称为Fellow，中文一般将其翻译为“会员”。由于组成人员比较复杂，一直到1860年后，科学家才逐渐取代了学会内部的非科学家会员（但至今仍保留着王室成员的会员名额），自此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也成为了国家级科学家，并一直在国际学术界中保持着很高的声誉。

在此之后，欧洲大陆国家纷纷效仿法国成立了有研究实体的科学院，成员多以Member相称（俄罗斯、芬兰、爱尔兰、梵蒂冈称Academician）。而后来属于英联邦体系的国家则大多效仿英国，成立没有研究实体的Academy，其成员则以Fellow相称（美国称Member）。

清光绪四年（1879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出访法国，并在法国巴黎会见了法国科学院院长斐索等人，由于是第一次接触，郭嵩焘在日记中称他们是“格致翰林”，而这一称呼其实是按照科举制度生搬硬套而来的，起初只是为了便于向国内汇报。而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革，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兴起加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科学”、“科学家”、“学会”、“科学院”、“研究所”、“实验室”等一系列表述科学事业的新名词，如海啸一般涌入了中国的语言库，但是对于国外的国家级科学家却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能够恰当地表述，1946年，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在筹划建立相应的“会员”制度时，商议采用名称有“会员”“院员”“学侣”“院侣”“院士”等多种选项。据竺可桢日记记录，在1946年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三次会议上，议决统一采用“院士”这一称谓。据说是出于历史学家傅斯年的提议：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士”为雅为尊。而这便是院士这一中文释义的由来。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奉行“一边倒”的国策，政府于1953年3月派出了科学家访苏代表团，力图以苏联科学院为样板，勾划属于中国自己的科学院制度。随后，在立足于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复合型”的科学院制度，一是由院士组成的学部；二是覆盖了当代科学前沿领域各主要学科的研究所群，这两者之间互无统属关系。这就使中国的科学院制度既不像俄罗斯科学院那样一元化，也不像法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那样过于“分散”。而有关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含学部委员）的选举工作，是从1992年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之后走上规范化轨道的。在院士评定方面，我国增选院士工作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60名。各学部每次增选名额的分配，由院士大会的常设领导机构根据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趋势确定。院士候选人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推荐，且不受理本人申请。简单来说就是想要成为院士，首先要在学术上有能够被一众老院士认可的成就，然后经过多位老院士的推举，并符合相应标准的科学家才能被评为院士。截至2021年12月，我国两院仅有院士1949名。而其他国家对于院士的评定方式也都有着极其严格的申请标准，以美国为例，截至2022年5月，美国科学院共有院士2512名，其中外籍院士517名（中国籍院士26人）。

三、李逵还是李鬼？

但这世上永远不乏头脑灵光之辈，这世上有李逵便免不了有李鬼。一些社会组织眼看有利可图，便纷纷开始紧跟大势成立所谓自己的科研院所，一时之间开闸放水、泥沙俱下。甚至一些在其发源国家都不被认同的科学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由于其准入成员完全没有严格的遴选机制，所以就导致加入成员的质量良莠不齐，至于其背后的科研能力，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早在18年前，步长制药创始人赵步长就曾经被这样的机构欺骗过。在2004年底，赵步长被中国管理科学院授予企业管理学部终身院士资格。

 据陕西当地媒体《三秦都市报》报道，2005年1月26日下午，中国管理科学院特别代表中国管理科学院管理咨询研究院院长丁耀华先生还亲自前往步长集团向赵步长教授传达了院士批文并颁发《院士证书》。但后经证实，中国管理科学院仅仅是一个在香港登记注册公司的下属机构，基本也就和人们常常说的野鸡大学是同一级别。而在国际上，这种情况就更是屡见不鲜了。以美国中央州立大学为例，其校址原本位于俄亥俄州的威尔伯福斯，是美国境内唯一一家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其校内的威尔伯福斯合唱团甚至是全美著名的大学合唱团之一，还曾两次被提名格莱美奖。

但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州立大学却是一所不折不扣的野鸡大学。就比如一提到清华大学大家都知道是在北京，假设现在突然在距离北京500公里外的山东济南又冒出来一个清华大学，国人自然能分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是对于中国不怎么了解的外国人想要分清可就难上加难了，再加上什么北京二十三环外规划、合作办学、国际班、开分校之类的幌子，准能把汉语都说不利索的老外唬的一愣一愣的。

当然了，有轻信机构上当受骗者自然也就有挟洋自重、邀买名声欺骗国人为虎作伥者。近年来，国内不乏极少数学术不端之人，他们顶着外籍院士之名却丝毫不做有益国家之事。几年下来，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毫无建树，相反还总拿着邀买来的院士之名行招摇撞骗之事，有时他们获取的礼遇和待遇甚至远超真正的院士，属实让人感到心寒。而国际上一些无良机构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大肆攫取利益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国内一直以来坚持的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区分好一个人的院士之名到底是来自于国家主体还是所谓的公益机构。只要做好了区分工作，李逵还是李鬼，我们便可以一眼区分。也只有在精准区分好二者后，我们才能给予真正的国士们以发自内心的尊崇，而不是简单的将其混为一谈，任由那些南郭先生们以次充好，冒领国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