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贸”走出去对我国国防工业发展和武器装备技术进步意义重大。经过6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国防工业领域发生许多重大变化，突出表现为，武器装备迈上新台阶，军品结构向以高技术装备为主体转变；国防科技迈上新台阶，研发模式向自主创新转变；军工经济迈上新台阶，发展途径向军民融合转变，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同步推进转变。未来还将构建“布局合理、基础稳固，创新高效、自主可控，开放竞争、军民融合，规范治理、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作为国家军民融合组织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实现民族复兴事业同样需要军贸发挥其支撑作用。军贸作为国家间的特殊贸易形式，在促进“国防科技工业走出去”及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反哺国防工业建设需要的资金投入，确保国防工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提升国际地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通过“军贸”走出去实现了我国武器缺乏实战一直制约武器实战能力的瓶颈，实战和近实战的应用，通过不断发现问题、反过来迭代改进，更重要的是实战拓宽了产品的设计思维，使得原来仅仅以技术维度设计产品改为根据作战需求设计研制，使产品设计更加满足战争的真实需要，从而也达到了技术升级的目的。

        “军贸”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开展对外工作意义重大。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我国外事工作的总基调，明确了我国对外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军贸”走出去就是要让军贸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着眼我国外交新战略，通过军贸最大限度地满足采购国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需要，构建可信赖的国与国关系和可信任的国际人文环境，不断扩大中国“朋友圈”，用“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军贸”走出去对军贸特殊贸易活动属性自我诠释意义重大。军贸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的特殊贸易活动，具有服务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作用。只有准确认识和理解军贸这一特殊贸易的本质属性，军贸政策主管部门才能更好的把握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军工产业研制企业才能找到军贸产品的发力点，军贸销售企业才能找到军贸产品走出去的路径和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军贸”走出去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需要，为此，一要利用好国家间友好关系，搭建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机制平台，推动军贸在产品种类、先进军事技术交流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和互信的关系。二要在遵守和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条约的原则基础上，建议出台大力度的金融支持政策，以及税收等政策支持军贸出口。如：加速军贸企业折旧、信贷补贴、军贸专项信贷、专项税收减免等、以及增加军贸研发经费支持力度等。把“军贸”走出去纳入到国家在全球的军事、军援整体战略布局和国家总体安全战略中安排考虑。三要将军贸和军援、经济援助等有效结合，要保证我国境外投资和贸易的安全，要想让军援长期造福受援国，就要在军援工作中考虑后续军贸的供应，军援毕竟不是以足够满足受援国战争和安全使用为终极目标，从长期看需要受援国在国家面临安全威胁时，还是要通过军贸来采购必要得武器装备。而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人大国对军贸出口严格履行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国内军品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将军援和军贸管理体制流程进行衔接，实现军援支持军贸发展，同时也为受援国后续在技术支持、维修保养、升级换代，有了畅通的贸易渠道。

       随着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推进，军工发展的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军贸转化为新的经济收益，从而推动形成国防工业持续、良性和健康发展态势。因此，军工企业要始终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不断提升军事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研制能力；军贸企业要按照军贸市场的特殊需求解决好为谁生产的问题，按照战争形态变化的客观需求解决好生产什么的问题，按照武器研发和制造的科学规律解决好怎么生产的问题。此外，军贸企业要加强自律管理和对税收、金融、财政、货币、法律、法规等政策的学习和研究。要准确把握和正确履行国家军贸法律、法规等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开展经营活动，关注全球战争状态和军事变化特征，准确掌握国内研制、供应能力市场和国外军贸需求市场等两个市场的变化情况，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对军贸产品研制和转移过程中的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支持性政策工具，大力推进军贸出口从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为我国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在“军贸”走出去的过程中，军贸企业要高度重视我国军品标准应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一方面要大力推广应用我国军工产品的标准化范制，包括联合研制过程中的研发和制造标准、各系统对接标准、操作规程标准等等，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军品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在企业间合作模式多样化的背景下，要明确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约束条件，确保我国军工技术不被侵权，为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类贸易提升价值空间，真正实现我国在全球军工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和军工产业链中的作用提升，增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